（本文写于2024.12.5，未正式发布）
今年的南坡秋兴举办的比往年晚些。
往年活动期间秋柿累累，路边摊晒着玉米粒，应和着丰收的欢庆。今年活动展开时，村里已经是落叶纷飞了。
但我印象最深的、最冷的一次却还是2022年。
共两天的活动，首日晚上不小心踩到施工地面待干的水泥，又因为着急把水泥冲掉，在冰冷的冬夜鞋袜全湿。次日，在音乐演出结束后回到酒店，发现门卡刷不进房间，小河让我连夜去到乐手们所在酒店的山顶，和大家一起烤火，天快亮时才有地方休息。
那天，在一团混乱里不知所措，唯一记得的是大茂（胡茂帆）带我去到烤火的坡顶跟大家认识，及时关切我的需要。在火边坐着，当风把烟灰吹进眼睛的时候，茂涛酷酷地说了句“习惯就好”，但（应该是）大茂问，要不要换个位置。许是因为窘迫，或是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对当时的许多细节已记得不是很清，但冷的体感与援助之手带来的暖意，却清晰无比。
今年11月11日，当我结束大南坡村的行程，从焦作离开到达机场时，才托左靖向大茂转达迟来三年的感谢。尤记得，今年中在广州的声音共和听“大地轰鸣”演出，坐在二楼座椅上看着舞台上以手写的“风”字为轮廓装下动态的地方影像、用海丰话唱着艺人陈达的生平——“无妻无子，屋没窗户，只有琴歌一个出口”的大茂时甚至有点恍惚，这个人就是三年前那位友善的陌生人吗？会不会记错了。
直到这个秋天，在大南坡村的晚餐餐桌上，他主动问起，“是不是有位作者一直在写大南坡”。我弱弱地举手，说：“是我”。
他说噢，我记得，上一次你好像没有酒店可以回。我说对，当时多亏了你。
记忆终于被拼合，谢意也被接收，像是完整了这个秋天的行旅。
风中的字句
在南坡秋兴的前一日到达村里，收拾房间，小睡了会。到晚上，同事们正好喊着一起吃饭。
基于前一年的交集，再来村里多了熟悉与放松的感觉。那天晚餐时，席间交谈提及左靖工作室的地方项目，彼时正在同桌吃饭的、方所书店的负责人徐敏很自然地跟工作室的王娜说到，如有合适的契机，方所书店很愿意去到更多的乡村发展。
次日中午，左靖与徐敏作为主持人，在村广场一侧的舞台上宣布第四届南坡秋兴的正式开幕。开幕现场她说：“左靖跟我说，搭这个舞台花了他六千块钱，我一听就觉得很心疼。你知道在方所书店，我们要卖四百本书，才能把这花的钱赚回来。可在乡村要卖出四百本书，是多难的事。”她也提到，左靖的团队即将接下大南坡村运营这件事，话语里能听出她的认同与担心。
发言结束，她走到树边来的时候，正好问了我一句，你怎么不到位置上坐着。我说站着挺好，然后接过她前面的发言，说知道左老师要接大南坡村运营时，我的心态和你是类似的。谁都知道在这个时局下，要运营一个交通算不得便利、禀赋也不算优越的北方乡村，大概率是吃力不讨好的。所以昨天听你说希望去更多地方开乡村书店，心里也是类似的佩服和担心，因为在世俗意义的层面，这一定是“不划算”的。
她说，可书店的存在对当地小孩的影响是很大的。
我当然认同，并告诉她，那天走过方所书店的童书阅览区，看到那边边缘被翻毛了的绘本，我能想象有多少双手曾触摸过它。而书与人心灵的相遇，但凡有一次真正抵达，便是全部意义。
没有任何一种关于“性价比”的测算可以盖过那层意义。
那天下午有两场新书分享会，一本是左靖主编的《大南坡：共振村声》，另一本是《货车司机牛二哥》。我没听完全程，但记得快结束时与牛二哥对谈的一位老师说，他刚翻了大南坡村小朋友们自印的小诗集，他能感受到，写诗的孩子们与写作的牛二哥，在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
我坐在酒店房间的窗台，一边泡着家里带来的茶，佐刚从沿路摊位上买回的、本地人做的山楂糕，一边读他提到的那首诗。
春来了
11岁 康雨欣
春来了
拿着装有花的篮子
弓下腰
俯身埋下种子
走遍每个大山
留下自己的足迹
字句像风，是他们的处境，也是他们的出口。
2021年夏天，寻谣计划参与杭州云谷学校的融合课程，团队成员去到学校，给不同年龄的小学生分享寻谣途中际遇，也把在路上寻得的歌谣教给孩子们。我参与过其中一场，记得在教唱刚在西安站寻得的《青天高》首句——“青天高、远树稀，西风紧，雁南飞”时，我的镜头刚好留意到，一个在座位区陪着小朋友的女老师，正用手势比划出大雁飞过空中的身形。一瞬间被触动了。
今年秋兴期间，小河在大南坡村的音乐教室里告诉小朋友们，“在你认真开始倾听的时候，音乐就已经开始了。”他还说，想唱好《秋柳》，首先要在心里想象一棵秋天的柳树，想象它的枝叶和姿态。
这让我一下子回想到那个有大雁飞过教室的下午。
无论诗或歌，最可贵的是真挚。因此，比起大南坡的孩子们一共创作过多少首诗这样具体、可被量化的信息，我向来更关心他们在写诗的时候怀着怎样的心情，他们是否因创作得到过一双翅膀，得以想象“大雁飞过的高空“，而不是走进了新的篱笆。
当天下午，在广场的舞台上有一场弦歌对谈，夹在其间的还有古诗吟诵、配乐的现代诗朗诵。诗歌用普通话、四川话、客家话念出来，字里行间浓缩进许多层时空与心情。如要找出什么相似点，或许是，它们都是由心入诗、又由诗抵心的真挚之作。
我想让我的语言
像流水一样
而水是不押韵的
只管乱流、乱响
押韵像他们打着的一把伞
而自由
连天空也不要
——吉木狼格《押韵是有瘾的》片段
今年秋天还没有那么深的时候，我也到过一次大南坡村。那时从新疆返程经过郑州，恰好亚兰和张鑫正忙碌于大南坡秋季儿童美育课，我在村里住了两天，认识了当时正在这里参与儿童美育与相关内容布展的思丽。我们一起去云台山，途中聊了许多与乡村有关的事。她和亚兰一样，也是刘庆元的学生。
带着善意的美育会否被家长和老师接纳、无法纳入考评的价值该如何被衡量、在遭遇复杂情况或外部怀疑时如何坚定自己的心、在乡村做事需要考虑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吗、个体的经验如何能成为共同经验、乡村建设的得失要论“迹”还是论“心”、“互为主体”可能吗、“用爱发电”可持续吗、面对无法扭转的“不公平”，个体能做的微弱努力真的有价值吗？
我们一边交流，一边在山石间行走，在远处云山的肌理中寻找水墨的皴法，在阴晴的转换间感受人与山川的互动关系。看到在自然之上造出的人工景观，乘了架在山腰的电梯，也看到一些天地间更恒定未变的部分。
我们走过红石峡，在峭立的潮湿的砖红色巨石旁看着上面的标牌，上面写着，亿万年前，这里曾经是一片海洋。
闭上眼，想象山风曾是海风。
笑问客从何处来
离开大南坡前的最后一件事，是把带来的几本书连同一些杂物打包寄回去。亚兰把我上次留在村里的书递给我，翻开，里头夹的一枝野菊花已经干燥扁平。那是去过云台山的次日早晨，独自到附近山坡上散步，已收获的玉米地萧瑟无人。返程看到几位本地阿姨，正低头采些什么。我问这是什么，她们说是野菊花，“牙疼的时候采一点放嘴里咬着，特别好。”
我学着她们的样子，弯腰在附近的土地上搜寻类似的黄色。采了一小枝带回去，和刚从新疆田地里采的棉花一同夹在书里。
南坡秋兴的第二天，当我走入进行中的弦歌教室时，音乐人杨一正在教孩子们用客语唱诵陶渊明的《饮酒·其五》。听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句，似是有风景重叠在眼前。
十月中旬，从乌鲁木齐飞郑州的航班上，旁边坐的一位是郑州人，一位是洛阳人。洛阳的大哥听说我来自福建，告诉我前阵子洛阳才举办了客家人省亲的活动。郑州的那位阿姨是举家搬迁到疆北承包种植棉花的。也是那段旅途中我才知道，在新疆种棉花、采棉花的很大一部分是河南人。因本地并没有太多工作机会，土地出产又无法满足生存发展的需要，开货车、到外地承包规模农业和季节性务工成为河南普通劳动者的重要出路。
当我在新疆的棉田里听到成片的郑州劳动者的乡音，我无法清晰地知道自己该用声音还是地理位置来判断一块地方的归属，就像我不知道通过客语发音方式所留存的中原，是否的确更接近于这块土地上已故去的，“主人”的腔调。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里写过久别的人返乡的心境。小时候只是读了，背下来。长大后才意识到，真正的久别，就连“乡音”也大概率会随之改变。秋兴次日晚餐的餐桌上，大伙在讨论各自的籍贯，谈话间宁二已经完全是北京口音，除了姓氏，感觉不出客家人的身份痕迹。甚至还有一种可能，是离别者的乡音未改，但因时代车轮碾转，故乡声调已变。如同今日返乡的客家人，经年后重踏故土，用客语唱诵着魏晋诗歌，像是隔着一层纱雾。
谁是“主”，谁又是“客”？
今年春末，我在贵州榕江的大利侗寨，认识刚结束景德镇的陶艺工作室、到村中访友的淑文。谈话间她告诉我，自己在英国读研时的一个研究项目就与国内参与式艺术的早期实践案例——碧山计划有关。我们走在山道上，看着漂满绿色浮藻的水田和远处成规模的建筑工地，挖掘机冷峻地站在一片砖红土壤之中，据说之后那里很快会进驻一个大的民宿品牌。
成型的水泥在山林怀抱间显得冷硬而赤裸，一块地方扩张的野心从新房子修建的密度与忙碌中就能看到。
曾听大利的一位本地司机师傅聊过他建民宿的构想，他说城里的客人喜欢星空房和浴缸，所以新修的房子也要往规格高了做，这几年里他积攒了不少客源，大家都等着他的民宿修好，定价不是问题。那天我刚在朋友的陪同下从县城的医院回村，身体还有些不适，存着疑惑，但没有反驳。我并不确定这些如春笋般拔地而起的民宿会否如愿等来它的客人，以有限的眼界来看，那些在城市人心中最快燃起的到访某个地方的热情，也最容易转眼就冷却，或转移到另一个新的、让他们心潮澎湃的地方。
如果真是这样，谁来为这些错觉买单呢？
沿着回村的路，我和淑文聊到近年火热的艺术驻地，也讨论辨析着，什么样程度对地方文化的转化可以算作“诚恳”，外来人和本地人，究竟谁有资格决定一座村庄的走向。
理念和愿景难免与现实有错差，但对知识与经验的尊重是否真的不必要，让所有村民来投票，就能选出对一个地方最好的发展方式吗？那些毫不被“干预”的乡村，又面临着怎样的结局，会比“干预”更好吗？乡村发展的策略能否真正惠及最需要被照顾的群体，还是依然是一场经济、资源与关注度的争抢游戏，一场 “已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已有的也要夺走”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如果本地发展与地方文化的存续相悖，如果文旅需要刻板的标签与话题、需要形式化的包装甚至“制造非遗”，那么夹在诸多不可调和的期望之间的人该如何找到那个平衡，既为未来保存好文化本真的“种子”，同时不耽误当下为生存的“耕作”？
无解，难解。
对话的最后，淑文说，在寻找那个发展与呵护的中间地带、探索本地化经验的过程中，至少要有先一批人甘心成为其中的“代价”。她希望那些主动选择成为“代价”的人，至少能找到这件事对他（她）自己而言的价值所在，不然最后一定会疲惫和伤心的。
我曾从外来人的视角批判和质疑过地方工作的很多面向，最直接的就是“主客”问题。
当远远看着一切发生的时候，我曾满心期待一种“互为主体”的理想可以没有偏差地实现，可只要多走近一点，就越理解现实与人心的复杂，也越不忍这样要求还在努力做事情的人。我自觉无法处理那种复杂，因此与乡村的关系总是若即若离，努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生怕“把手弄脏”。聊到这一点，左靖表示，我是写作者，我的工种允许这种独立，但他没办法，他的工作就在“社会”里。
左靖曾发来永丰在深圳参与的田野写作工作坊回顾，在里面有他和李一凡探讨参与地方工作的内容实录。印象很深的是永丰说，城乡间的互动可以持续展开的基础其实是，外地人和本地人能做到“互为客体”，也就是说，不要排斥让自己成为对方的“客体”，反之亦然。这个说法解决了我长期以来的无力和困惑。当然，更丰富和理想的关系可能像宁二次日在餐桌上转述的那样，是“互为主客”。
南坡怀梆剧团演出的那一天，我和永丰老师站在舞台旁边，延续着饭前没聊完的话题。
前面刚谈到近期的田野和写作，因此他结合我的叙述给出阅读和写作建议。聊到年龄，我说，按农历来算，今天是我31岁的第一天，老家每年这一天都会演地方戏，我是最近才重新理解“逢场作戏”这个词的意思。（而“场”这个字的意思，是去年南坡秋兴听梁井宇的分享时领会的）他接过我的话，说他是在31岁那年回到美浓，又过两三年，重新出去学社会学，再回来时，对社会运动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和更辩证的态度。他还说，早期在美浓举办过一些工作坊，当时来参与的年轻人都很优秀，很有想法，也很激进。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纪，那些激进有的会转变为浮于表面的东西，难让他们的内在坚实。
他认为我与那些年轻人相比最可贵的是，我一直保持着“在场”的状态。
——“可他们不是也去到了工作坊的‘现场’吗？”
——“是啊，但他们也只是参与了一些‘工作坊’而已。”
回想我与大南坡村建立联系的三年，虽然始终是“客”，走得也还不够近，但能感到一种鲜明的走向，是当我对它越熟悉时，越减少作为“人客”（这是闽南语里“客人”的说法）的感觉。
当我在第一次、第二次的到访中逐渐感受到北方乡亲们的接纳与好意、因窘迫时得到小河、大茂、老易、王宏伟、左靖的关照与帮助，在第三次第四次到访时，可以和亚兰、张鑫、王娜、艾琳更放松地闲谈，而不只基于工作上的信息沟通。当我和上个秋天坐在地上玩玉米粒的小女孩一起爬山，当她会在看到我时对我笑，当我不再用类似记者的别扭口吻问村里的小朋友一些疏远却自以为理性的问题，当我可以和他们一起玩，或只是在同一个空间里待着，听他们唱歌。当临别时我举着相机，想拍孩子们在蝴蝶布里玩耍的画面，却转念关掉相机电源加入他们，哪怕只能再多玩五分钟时，我知道，自己已经“在他们之中”了。
当然，有时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尽量关注和帮助到他人的需要，可以倾听他人的烦恼和感受，或帮他/她解开被误解和委屈的时刻，让我曾得到过的好意再次流动下去。
去年写“诗山河”展览文章时，看到一个印象深刻的表述，大概意思是，当一个人感到所处的是让他愈发陌生的世界，他就会撤回对它的爱。作者用这句话强调能带给人延续性和熟悉感的“世界”（这里他引述的是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的“世界”概念）之重要。前几天我重新在想“主”、“客”两个词，结合此前累积的细密复杂的感受，愈发觉得它们是相对概念，且时时在流动间转化。
你很难说清楚一个走进纽约唐人街的美国人是“主”还是“客”，一个从小在外出生长大，完全不会说家乡话的人，当他/她在年老后回到祖籍地，是否会有“归根”的心情。当一个人对所在之地一无所知，或在经年之后看到面目全非、与其他城市景致毫无二致的家乡时，想必很难涌现“主人”般的心情，而当一个人可以接收到陌生地方给予的支持、滋养和热情，可以理解它的过往和当下、在山水或巷弄间得到启发与安慰时，也许也会有比“作客”更为亲密的体验。
所谓的“主”，不只关乎出生地，还关乎你是否熟悉、信任、了解你所在的地方，能在这里感受到它给你的庇护和关照，能感到自己的未来将与之发生牵连，当然最好，还能感到自己是在参与影响着它的走向的。
而所谓的“客”，是人与地方作为手段而非目的存在，是“借来的时间和借来的地方”，是“使用”，而不是“依恋”。
钱理群先生曾在编辑《贵州读本》系列出版物时，强调“认识你脚下的土地”的必要性。在他看来，缺乏对地方的有效认知会带来偏见和不自信，甚至加剧不平等。而在我眼中，“认识你脚下的土地”也是从“客”到“主”的必由路径。当一个人愿意转换视角、进入一个地方的经验，愿意展开手中的地图去与具体的人事相逢时，才有机会不只作为“客体”地，“看见”、“听见”彼此。
你是看到镜子，还是看到世界
前阵子，写完一篇文章发给老易，他的阅后评论是，“你的文字越来越像写论文了。大家可能还是更喜欢你之前有自己经历和感受的那种表达。”那时我有点受挫，因为这样的文稿可能要花去比过往从主体视角出发更多的对资料信息的整理筛选时间，结果却没得到期待的认同。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发现在写作过程里把自己的“心”完全放进来，事实上相当危险和损耗。
我跟老易说到这几年的经历对自己写作的影响，表示在真实参与的经历中写作的过程，是“把镜子背后的水银一点点擦去的过程”。
——“恕我愚钝，我没明白什么意思，是看空吗？水银去了就空了，就透明了呀。”
——“就是不要，看半天只看到自己。”
——“是不是也是去掉自己的过程，因为你对着镜子就看到自己了，去掉的话，镜子就不存在了，就看不到自己了呀。是这个意思？”“真是这个意思，妈呀。”
——“就是去看真实的世界。”
——“哎，这心思多的呢，想得多，想得深，想得细，妈呀。”
这是眼前的我所面临的矛盾。在我走向夏布、走向寻谣、走向乡村的时候，是抛除已有的职业习惯，只跟着内心的牵引而到达，也可能因为好奇或热情不再而离开。我感念于在这些相遇里自然流淌出的、并不符合固有书写范式的文字几乎都得到过肯定和珍视，那近乎等同于，一个更接近本真的“我”，被肯定和珍视了。
在大南坡的饭桌上，永丰老师问到我平时的写作状态和频率。我回答说，开始动笔就很快，一篇文章基本能一天内写完，但要等到那个“可以开始”的状态，就不是自己能把握的，几个月或一两年都有可能。
他说：“那你只使用了大脑的一半。我花了十年时间才找到方法，左脑和右脑不一定要区分使用的。”
如他所判断，过往我所有独立写作的确源自感性触发，而非理性需要。我也一度认为写作不可以成为工具，不能有目的。但我还是时而懊恼于，如果在走向真实外部世界的旅途中，自己依然只是在寻找内心的投影，那我有可能从来都没有真正看见和听到那个“世界”。
南坡秋兴前，我去到朋友思婕在四川绵阳的苎麻厂，谈话间聊到那个“镜子”的比喻。我告诉她，自己既无法真的纯粹透明地让事实穿过，也不甘于反复照见自己的偏见与期待。我与真实的距离或许只能在“镜子”和“世界”的中间地带浮动、游移，无法到达任一端。
作为左靖“唯一主动选择的地方”，我相信碧山在最开始，应该也是许多去到那里的人理想的投影。但那种理想从不是把本地人客体化，而是寻找一种更好的对话与共存关系，一种对相互哺育、协同创造的尝试，亦是对上世纪投身乡村建设先驱的致礼。永丰也曾在受访时说，对行动者应该更包容一些。又有一次，左靖将曾经的碧山计划形容为“梦幻泡影”，在其中听出不少遗憾与感伤的意味。当年流传甚广的“星空与路灯”的讨论无疑挫伤了一部分人的努力，而直到今天，越过标签和符号去细读与听见具体的地方，依然是稀缺的能力。
甚至，可能是更稀缺了。
记得有一次看陈嘉映与钱理群的访谈，里面提到年轻人做学问的瓶颈，对此钱先生回应，说那是他还没有把自己的生命经历放进去。
叶嘉莹讲《诗经》修辞时曾谈到，“比兴”是“你有内心的景象，用外物来表达”。胡晓明在讲山水诗时则引用朱子语来形容诗与人的关系——“如水中月，须是有此水，方映得那天上月。若无此水，终无此月也”。
读到这些地方，会不由地感到一种安慰。原来诗不是月亮，诗是望向月亮的目光。人也不必在望向世界的途中亲手消灭自己。
犹记得2021年，寻谣计划在北方城市行走时，同行的志愿伙伴在遇见的老人身上看到一种为自己展开的生命，他期待自己的妈妈也可以这样舒展自由地生活。而我也会在遇到性格内敛的小朋友或慈爱的老年女性时，联想到童年的自己或惦念的长辈。
一脚踩在北方干燥而松脆的落叶上，能听见回忆里的其他落叶也纷纷发出声响。
比兴的缺憾，也是比兴的浪漫。
种植的耐心
秋兴的第二天中午，出小竹林的时候恰好碰到小虎。我问他去哪里，怎么自己一个人，妈妈呢？
他回答，妈妈在陪弟弟，还说，妈妈告诉他，“这个村子很安全，所以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回家（也就是回住处）”。
后来我还是陪他走了一段，送到民宿门口，他爸爸正好走出来。
我对这个小细节的触动源自它发生于小朋友最不经意间的表达，由此我可以想象美香对这个来了三次的北方乡村以及工作室的信任与积极印象。习惯城市的疏离与防备的我当然知道，这种“信任”在今天的语境下是多么难觅的礼物。
离开大南坡村之前，来村里做调研与论文写作的爱梅约我在方所书店的楼上聊了会天，谈话间我提到这个小插曲，她听后说，“听起来简直像个乌托邦”。
“当然不是”，我连忙纠正。“这个切面当然是真实的，但完整的真实一定要比它复杂得多。”
乡村不是纯真无害的代名词，它由具体的人构成，也有人固有的欲望和危险，哪怕是鸡犬相闻的桃花源，也一定有它的苦衷。
我曾在碧山书院借过一本书，内容关于乌托邦发展历程的探讨，书里夹着一页纸，大概是阅读时左靖记下的“重点段落”，每一句后面都跟着对应的页码。在沿着笔迹回溯阅读痕迹的过程中，我也试着想象着，看到那些段落的他曾得到怎样的启发或释然。
信任乌托邦的人在现实中无疑会受挫，但全盘否定乌托邦的人，可能顺带也否定了一种关于“更好”的想象力。
在大南坡时，爱梅也问到我，觉得左老师所理解的“更好的社会”是什么，和村民们的答案会是一样的吗？我说首先这个问题你最好问本人，其次，如果借用他曾回答过媒体的表述，那有可能是“老安少怀”四个字。至于多数村民们的盼望，我想大概会现实、具体得多。可以在家的近处拥有自己的生计或事业、有合理收入与安稳生活、可以提高医疗和教育保障、可以获得“外出”和“回返”的双向选择，这是我所理解的他们的愿望。具体到每个人，可能又不一样。
前阵子，有天傍晚在村里散步，走到小路分叉的地方，看着远处的山和云与近处的炊烟，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所谓“更好的社会”，或许正是这两拨人的愿望交汇的时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主”与“客”的身份可以混融、交流可以真正平等产生时，是“你们”和“我们”共同组成了新的“我们”之后，重新生长出来的，“共同的愿景”。
南坡秋兴首日的上午，正式开幕前，广场还略微冷清。隔壁村的鼓队来了一群人，在广场一角做最后的排练。咚咚咚，咚咚咚，热烈的红衣，飒爽的秋意。表演不在原计划之内，我跟左靖工作室的同事谢颖对视笑笑。她开玩笑说：“这是好的‘变形’。”
她给我们看前一天拍的村里丧事纪念的表演活动，大家都对演出者灵活的肢体和高难度动作表示惊叹。鼓声可以把人聚集过来，是与村庄的场域贴合的信息传递方式。更重要的是，这种主动意味着附近的人已经将这两个日子当做自己的节日。在那天下午的开幕讲话里，左靖也提到这一点。他说这样挺好的，“我们也作为他们的一部分。”
感触于这句表达所展现出的主体顺序，悄悄记了下来。
回溯与乡村有关的观察和思考，我不否认自己时常易于相信话语和文本。我被它打动、因它上路，但可能也因为携带着它，就像携带着一面等待照出心中所想的镜子，并不能看到外部世界的全貌。也有朋友劝诫，说你不要听一个人说了什么，要看他/她具体做了什么，但过往的经历更多时候其实让我发现，正是一种感知文本或话语真诚度的直觉一直在前方牵引，告诉我，该往哪去。
而越靠近越会发现，它常常是准确的。
我无法踏破每一寸土地、伸手参与每场实践，乡村也不是我写作的命题，在有限的精力分配与实际交集中，当然无法做绝对客观的判断。但如果连文字和语言本身都不信任，或没有敏感度去辨析它的真伪，写作对我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南坡秋兴的第一天晚上，发了一条朋友圈，配图内容是村里的外来客、毛毛虫上玩乐的孩子们，“云山截帧”展览的路标，家门口晾晒的秋柿，还有广场附近的老人。白天刚刚就民艺与乡村话题有过交流的彭林玩笑地在下面留言，“视角都很‘边缘’啊。”看到那句话时我心内的声音其实是：“这些就是我眼中的重点啊”。
以我对左靖工作室的了解，演出与活动大致的呈现状态、音乐品质、交谈内容都可预计，我知道自己基本不是为了“节目单”或活动嘉宾来的。甚至可以说，之所以一次次在平日和秋兴时分别来村里，观察这里的变化和本地人的状态，并尽量延迟“做判断”和“写些什么”的动作，或许我更多是在努力寻找他们在真正发生交互的证据。如果他们是疏离的、尴尬的、感到被打扰的、不享受其中的，那么这些外来人的期许和努力就会显得很可笑。
而多少关注和期待着这里会有一些积极变化发生的我，也会显得很可笑。
挑剔一点去看言辞的话，左靖有过不少自相矛盾的言论。比如他曾在接受艺术媒体“打边炉”采访时说，“世界运行的规则是妥协”。但站在大南坡的舞台上谈《大南坡：共振村声》这本书时他又说，感谢出版社没有对厚厚的小胖书进行删减或变更，保留了它内容与设计的原貌，因为“一味妥协只会让事情走样。”他说：“我不是一个强势的人“，但真正与他沟通过工作的人会知道，他是一个不太能清晰地说出自己的需要，却希望自己模糊的需求能被完全理解的人。看到社交平台上来客对工销社的误解，他在乎，但从不公开回应。当我说，你觉得这些误解里你们自身完全没有责任吗，他却说当然不，他时常自责。在大南坡时我跟一个本地朋友聊天，也谈到实际运营中的大南坡，工销社和书店在日常状态下时而不开放，会让专程去到的访客失望的问题。如果只有村里有活动、或者只有重要客人来时这里才开放，那这个“乡村建设”，是自相矛盾和不能有说服力的。
一步步靠近真实社会的三年里，我慢慢知道一个具体项目中的矛盾来自客观的阻力、精力的有限、人性的复杂、以及时代变迁、社会气候变化带来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更多时候他也是无力和无奈的。如果不是碧山早期受到的挫折和误解，也许他不会那么珍惜大南坡村民对他的信任与寄望，在本地支持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愿与同道者协力，一年年“用爱发电”，为大南坡运营和美育常态化做长足积累。如果不是眼见太多不必要的击打与损伤、担心群体努力的不可持续，他也不能学会在与地方的共处中显得温和，甚至“身段柔软”。
一位左靖的多年好友与合作者曾在我谈到对他的批评时说：“你可能是因为和左老师过于熟悉，而对他实在有些苛刻”。
我从不否认他与周围伙伴的努力，也没有期待一个完美得不真实的人。相反，我珍惜这样真实而复杂的存在，它既是我们所处现实的映射，也还代表着在泥沙俱下的时代里，依然有人在做一种可贵的挣扎。我想这种努力也是基于，他对一个“更好的社会”是怀有着信任、且带着责任感的。
但我依然相信，看到暗面不会影响月亮的皎洁。人也不能因为做的事有意义或做得辛苦，就该被修饰成完美。当你对一个人或一件事只能有附和与赞许，其实你永远切断了真正理解他/她的途径。
在这个“说好话”对任何人都更安全、也更省力的时代，不带偏袒的注视与言之有物的“批评“，可能是最高的赞美。
“音乐是善，不是恶”
从大南坡回来后的某一天，想起永丰在村里时给的建议，决定去找俄国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传记来读。在询问左靖相关细节后（肖氏也是左靖最喜欢的作曲家之一），读的是伏尔科夫的《见证》。
整个阅读体验不同于以往相对安全稳妥的传记叙事，在以口述为基础的字里行间，充满音乐家对时代、对同行的品评，阐释了许多平和表象之外的挣扎与痛苦体验，包括对具体人事辛辣、直接的评述，而这些当然也从侧面展现出他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处事态度。
肖斯塔科维奇算得上是一个挑剔的人，他对世界的“应然”有着自己的期待，当其与现实差距过大时，“差距”就会转为内心的痛苦。但他也认为，那些对民众苦难、社会困境与内心负面感受的直陈（包括在音乐作品中的诚实体现）事实上意味着一种对积极世界的期待与信任，回避或变得麻木则是他不齿与不屑的。
“音乐是善，不是恶。诗是善，不是恶。”合上全书之后，对这句话印象深刻。
2021年的四月末，我结束在杭州的工作任务，继续参与陆上寻谣的最后一段行程。飞抵银川河东机场的航班本就是深夜航班，又因延误数小时，直到凌晨三点才落地。出发前小河说要去机场接我，我说没关系，真的不用。但当我怀着疲惫和忐忑从机场到达口走出时，还是看见了白色头发在暗夜里闪光的小河。那时，我对这个团队来说是一个身份模糊的、初次参与的“记录者”或“志愿者”，也会对因个人原因造成他人麻烦而战战兢兢。小河给出的足够的耐心与关照，让我感到被庇护和支持，也因此更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予人善意的人。
送他过来的出租车司机在返程途中谈到自己年轻的时候玩音乐、组乐队乃至朋友入狱的往事，谈到因追恋模仿古惑仔而带来的莽撞的青春。
说起这些的他已经参过军、有了家庭，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需要他更稳妥、顾家，自律。他唏嘘于年少时的无知无措，甚至因此再不碰音乐，就像再不碰一个陈年的伤口。小河却在听到这一切后很认真地纠正说，彷徨是那一时代青年们的群体处境，它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没给迷茫青年足够的正向引导和选择。但走上迷途不是音乐的错，真正的音乐是不会伤害人的。
南坡秋兴前半个月去到村子的我，恰好有一个晚上，在左靖工作室听到村里的孩子们在排练秋兴时要唱的《秋柳》。已在寻谣途中听过无数遍这首歌的我看着眼前这些面孔渐渐熟悉的小朋友，脑海浮现出许多与之相关的往事。随后，视线扫过空间里他们捏的泥塑、印的版画，转向站在房间的另一侧正注视着孩子们咿咿呀呀唱歌的几位家长，房间的灯光在黑夜里给他们拖出长长的身影，那身影似乎与自己成长过程中独自面对过的某个黑夜叠合。
一时想到，能在童年时被家长的目光注视着，做这么一件“不必有用”却让他们感到快乐的事，已是难得的礼物。
这份礼物可能无法帮助他们在世俗意义上获得什么关于“成就”的许诺，但它对于塑造孩子们心灵的健康和韧性是有好处的。尤其当周遭环境越崩坏，那份韧性就越重要。
（那个工作室所在的建筑因施工未完成，原本并未投入使用。春天来时宰彬杰告诉我，他觉得这里闲置着有点可惜。秋天再来时，它已是孩子们的“快乐屋”，亚兰和三金，包括秋天到达村里的庆元老师和思丽，大家在这里做工作坊、做展览，或者只是一起唱歌一起玩。这里成为他们心灵的画布，院中的树木陪他们一起长高长大，对周边世界美的发现和表达也在这几年间慢慢融于孩子们的日常。记得秋兴期间在这里遇到从焦作市区来村里玩的一家人，和他们看到展览视频时发出的感叹：“这个村的小孩还挺幸福的”。）
前一阵，诗词学者叶嘉莹去世，那天去外网看资料时恰好找到她讲杜甫《秋兴八首》的内容，听了一会她的课。她曾在采访中提及自己读到《秋兴八首·其二》里“每依南（一作‘北’）斗望京华”一句总会落泪，因为会联想起自身的际遇。
从“夔府孤城落日斜”，“请看石上藤萝月”， 清人杨伦在《杜诗镜铨》中如此解读：“此首言才看落日，已复探更，正见流光迅速，总寓不归之感。”那时，客居夔府、年老体弱的杜甫为志向难酬感到苦闷，因而在秋日“发兴”。
小时候不那么能理解杜甫的诗，觉得沉重晦涩。长大后有了更多经历，才发现那沉重晦涩的正是他心忧天下的愁肠和所处的复杂社会环境。当秋风吹破自家茅草屋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如何让远方寒士得到庇护。
“诗是善，不是恶”。哪怕是展现痛苦的诗，它的底色也是爱与盼望。
南坡秋兴的第二日晚上，杨一在舞台上用客语吟诵了杜甫的《秋兴八首》，站在不远处的左靖少有地举起手机拍下现场的画面。
我曾想过“南坡秋兴”的“兴”是否来自《诗经》中的“比兴”手法，也相信左靖所说的，年年如约的“秋兴”不是为了“放烟花”，而是想要延续村民们的希望。虽然从我个人角度并不认为，后者光靠“秋兴”就可以做到。
但其实，作为不那么时时理性的旁观者，去年秋天，当瓦依那乐队在村里的舞台上唱《大梦》，看到流动的灯光和村民们在当下的沉浸，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无常，我有那么一瞬间又觉得：“放烟花就放烟花吧。如果生命是‘大梦一场’，那就大梦一场。”
在还未确定今年是否要办秋兴的时候，我曾多嘴地劝左老师量力而行。他却说，秋兴可大办也可小办，形式是灵活的，哪怕只是到村里和村民们吃个饭、聊聊天也很好。
“所以，秋兴也可以只是‘高兴’的‘兴’。”
“当然”，他回答。
不是“赋能”，不要“燃烧”，如果可以，请互相浇灌吧
幸福如果无法许诺为长久，还会是一种幸福吗？
理想如果过于梦幻，会映照出现实的残忍吗？
是“有得选”更自由，还是不知道“有得选”，至少不痛苦？
立足乡村的文化工作者应该时常遭到类似质问，有时来自外部，有时发自内心。
大家的答案或许也是不同的。
有人相信，如果无法助力生计，谈文化显得奢侈，也有人觉得，只要有一次“照亮”，就不是烛火的失败。
我一度反感“赋能”之类的提法，因为它似乎默认了一种位置的高低，乃至知识的授受方向。我也讨厌举着“向地方学习”的旗帜，实际上回避任何审慎的辨析和对传统的批判，将乡土社会原有秩序当作给到未来的解答——那种看似尊重的姿态里，依然潜藏着一种受教育者的懒惰和傲慢。
对我自己来说，近三四年所遇的人和事无疑让真实的大地成为眼前一本摊开的、阅读不尽的大书，我在其中看到更广袤的生存图景，有更多纠结，也学会更多让自己释然、接受不能理解之事物的方法。我在评价他人时省思自身，也在感到无奈和自相矛盾时，学习理解他人的无奈和自相矛盾。
南坡秋兴的第二天上午，小朋友们正在音乐教室里上课，我从旁边路过，左靖恰好从教室走出来。他跟我说，明年的南坡秋兴主题就定为“回乡记”，想为之拍一个纪录片、出一本纸质刊物、办一场展览，并询问我对出版物的参与意向。我说自己手头也有事在忙，如果要在有限的大半年里高密度参与、细致地理解每个内容对象，再转化为有质地的文本，几乎只有“燃烧自己”才能做到。我不太愿意做这样的“燃烧”。
他表示理解，说没关系，那就只做有限的文稿合作。
‘不要燃烧，不要燃烧。”左靖以一句颇具人性的话结束了那场交谈。
深秋的北方夜晚很冷。秋兴的两晚，广场座位区生着四堆篝火，观众靠着火堆坐。熊熊燃起的火堆带来光和热，噼啪的火星映亮大家的眼睛。乡村的音乐现场，可以听见风声、脚踩树叶的声音、村民和外来客的闲谈，还有路边移动小餐车通过喇叭不时传来的“汉堡、汉堡“的清晰叫卖声。
2022年春天，我封禁在家时帮《家园》杂志做过一部分“艺术驻地”相关内容，也是因为那个采访契机，和左靖开始有一些交流。
谨慎的从业者多会对“艺术家能给地方带来什么”持保留态度，但在那段时间里，一次次与相关经历者具体交流过后，至少有一件事我是愈发确定的，那就是，“去到地方”至少对创作者而言是极大的礼物，它可以打开一个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扩延他/她的知识和创作空间，使其免于傲慢或偏狭。
我是说，如果他们真的愿意俯身，去倾听大地的声音的话。
今年春天，在杏花满开的晴日，我跟着亚兰张鑫，还有村里的小朋友一起爬山，拿着炭笔画下心中所想，又跟着大家一起，在大南坡小学的空地上刨了小坑，种下一株风信子。离开时请亚兰记得帮我一起浇水，但不久还是听说，植物并没有发出芽来。
植物的萌发需要一些偶然的好运，更需要悉心持久的照护。燃烧则可以让易朽的木料变成稳定的碳块，用于画下耐久的图画、记录更不易消逝的文本。但那是从拿炭笔者的视角来看，是把木料当作“耗材”，而非“生命”来看。如果我们自己并不是拿笔的人，而是那棵被种下的植物呢？我们该如何从土地中汲取必要的养分，再以余力反哺大地，构建出一种更友好、也更健康的关系？
植物从土壤中吸收的水分会通过叶片的蒸腾作用升到天空，积聚成雨滴后，又落回地面。这个在生物学上名为“蒸腾作用”的现象，我愿予之另一种解释名称，即植物与土壤是“互相浇灌”的。
那么，我们自己呢，我们是否还有多余的心力，去浇灌我们身处的“地方”？
“在。”
时隔一年，再走进大南坡村的“碧山工销社”，第一眼看见的是一块熟悉的靛蓝色围裙。
或许它是一个包，记不清了。但记得很清楚的是，昏黄灯光下，经纬匀整交错的细苎麻面料底上用白色线绣着一个字——“在”，后面跟着一个句号。干净直接。
隐约记得朋友易洪波说过做这个设计的缘由，那是疫情刚起时，他的朋友们会用“还在吗”表示对久未联系的朋友事业或生活的关切，而自带着句号的单字回答似是传递了一种安心笃定的回应。
——“还在吗？”
——“在。”
三年前的秋天，他是我独自踏上北方乡村的陌生旅途中第一个见到的熟人。那年夏天，我去到他在家乡浏阳举办的夏布工作坊，作为观察者和写作者。而后又通过工坊结束前的一场采访，似是因对话的层层递进而走近，进而成为朋友。同年春天，我因参与“陆上寻谣”认识小河，当我在大南坡村里遇到临时情况，是他适时提供支持与帮助。至于该次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左靖，则是在秋天从大南坡村回来之后，他看过我的文字，再有过一些细碎或不了了之的合作，有过几次采访交流，慢慢他也从一个名字、一个身份（“策展人”或“乡村工作者”），变成一个具体的、可以展开真实对话的人。
回顾过往三年的时候，才发现有一大部分经历是与这三位朋友有关的。
我曾参与陆上寻谣、回响儿童节、古伦寻谣、云南普者黑寻谣、佛山寻谣、拉萨寻谣，去过云谷学校的寻谣课堂、去过两次六一寻谣音乐会的现场，亲历义乌和宜兴站的寻谣音乐会。我去过易洪波在过往四年间组织的五次夏布工作坊，（他一共也只组织了五次）谭师傅的家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一个熟悉的地方。我三次去到南坡秋兴的现场，在今年春天和秋天各去过一次村里，去过郑州“诗山河”展览的三次活动、去年春末的“信阳书墟”，也在之后的阅读、观影和具体交流中得到过许多指引与帮助。
如果说工艺本就是我的关注方向，那么关于歌谣与乡村的行旅则像是两场意外。这两部分“意外”在过往三年里变得绵长而具体，它与我本就关心的事物交织、混杂着，既打开丰盛的陌生世界，也赋予我新的眼光，看到过往“经过”，却未曾真正“看见”的事物。
朋友问过我为什么对工艺、尤其是织物相关的写作情有独钟，我的回答是，因为自然纤维的特性呼应着人身上的植物性，在理解植物际遇的过程中，我也在试着理解和找到自己。
记得第一次采访易洪波时，他说在刚直、易折的苎麻身上，他看见了自己。他写夏布最触动我的部分，是他回故乡浏阳寻找夏布帐子，在泛黄的织物表面看到一个“耽于沉睡的西乡”。西乡是他的家乡，那里几乎已经不再有人织夏布了。
采访中我问他，“觉得自己属于某个‘地方’吗？想要属于某个‘地方’吗？”
他的回答是：“不属于。想。”
今年南坡秋兴的嘉宾之一、主持人汪涵曾在几年前由左靖牵线认识易洪波，想在湖南浏阳的小河乡有一些乡村振兴方向的合作。（巧合的是，早前小河说过，自己年轻时曾离开北京，在浏阳的酒吧唱过歌）老易原期待在那里实现自己恢复苎麻种植与绩织的愿望，以期赋予后端设计更多可能性。碍于现实，没有实现。不过有次听浏阳本地的司机提到，小河乡现在发展得挺好，是周边热门的度假去处。
南坡秋兴定主题为“韧”之后，左靖曾发来老易在过往文章中形容他的段落——“疲惫而坚韧”，像是感到被理解，又像某种自嘲。
乡土的复杂考验着人的柔韧，也训练着人的柔韧。至于“疲惫”，对在意“体面”的人而言，是可以向内吞咽，但不宜向外言说的。
因为工作交集与交流的频次，我也许比多数远观的人知道左靖的复杂与矛盾，但很少读到与之相关的书写。我并不知道年轻时就习惯当代艺术不回避冒犯与复杂性的他是否想要那样安全稳妥的赞美，但依然觉得，对一个人复杂性的承认，包括对“疲惫”、“犹豫”、“挫败”、“消沉”这些看似是所谓负面感受的承认并不是坏事，也不会折损他的成就。
它可以展现更真实的人与社会互动的样态，可以让与乡土密切相关的工作者少一些全善全能的自我要求，也可以让观望的人松动一些对故事完美性的臆想和对个体努力有限性的苛责，愿意在远观评判之余，多往前走一步，甚至伸出手，参与其中，去体会“乡村工作”究竟意味着什么——何况只有在承认人的脆弱与复杂性的那一刻，我们才承认了“人”本身。
在工销社看到围裙那天，老易在网站更新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寻找确定性”，文中提到下沉的世界中个体的挣扎，乃至那些尚存的、细小的，“确定性”的可贵。
看过文章后，在状态下面留言：“在。”我想他明白这个字的意思。
秋兴的首日上午，为保证活动期间供电的稳定，村里经历过一段小小的停电。离开村里那天，整理相机内存时发现一张印有“国家电网”字样的车与看着秋兴海报的村民同框的照片，将它发给左靖，附带一句由衷的祝福：“国家电网稳定供电，祝有一天不再需要用爱发电。”
“爱常在”，他回复。
结合此前的了解，对于左靖和刘庆元这类生于70年代初、对情感表达更为内敛的人来说，“爱”或许不是一个适宜挂在嘴边的词汇。
那么，让我们对这句回答做一些符合语境的改写。
把主语放进心里。
频度副词省去。
留下动词的决心。
与句号的确定。
“在。”
写在后面：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清迈，今天白天参加了一个生态友好、致力于关注地方知识、环保建筑、在地手工艺的市集活动。午间休息时，主办方在一棵大树下举办了一场相关工作者的对谈。活动参与者并不多，探讨却真诚动人。一位在法政大学执教三十多年，持续带领学生去往各地田野的老师说，自己的工作就像在土地上撒种子，可能撒了几千颗种子，最后只有一颗发芽了，但如果它长得很好，长出自己的方向和姿态，她说，那颗植物就是撒下所有种子的意义。
另有一位嘉宾用棉线纺织比喻生活，说那些手工纺制的棉线粗细不均匀、张力松弛，很容易打结。“打结”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你要一点一点耐心地拆开它。
“我们要很努力、很努力，才能把那些让我们的生活‘打结’的纱线梳理好，慢慢织成可以给人温暖与照顾的织物，但这就是织布美妙的地方。我们的生命、我们彼此之间的相遇，也像这些纱线一样。”
这句话让我想起，今年初夏与一位朋友共同庆祝生日的时候，因为蛋糕的包装丝带难以解开，看着朋友“长大”的一位阿姨接过她手上因为无措和着急而扎得越紧的带子，细致准确地，一点一点拆解开，然后温柔地跟朋友说，“你看，没有什么‘难解’的。”我知道，她也在说丝带之外的事。
午后，与同行的朋友一起看本地的棉花脱籽与纺纱，听我问起棉花的采摘季节，工坊的一位姐姐带我们去看园子里种着的几株棉花，几朵棉铃已经吐絮。随后，我在市集的油印版画工作坊里，刻印了一朵枝头的棉花。
版画使用的介质是介于木板与橡皮材料之间的、略带硬质的板材。刀具是基础的v形刀、u形刀，还有薄的铲刀，用于不同线条的刻画。下刀是减法，每一个动作都不可退后，因此内心要有一个清晰的轮廓，也要专注眼前，把握好用刀的走向和深浅。刻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一关注别人的进度就会觉得焦急、甚至生起比较之心，但当专注于刀的走向和自己的画面，想象着那朵刚在园子里看到的棉花和它对我的意义时，却感到放松自由。
回想起11月10日，在大南坡的教室，因为有些不好意思，尽管思丽一直鼓励，我还是没有和村里孩子们一起动手参与庆元老师的版画工作坊。也许当时心里顾忌着周遭的眼光、害怕做得不好、害怕出错。但当手中真的拿着刻刀，专注于内心的图景时，才更理解到，他在课堂上致力于让孩子种在心里的是信心和勇气，而非技术与标准。
只要是直陈内心的每一笔，都不是多余的，也不会是错。
所有创作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