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uMiu文学俱乐部的“女性成长启示”
注：本文为《wallpaper中文版》采访而作，发布版本有删改，此为初版。
距上海展览中心（前身为中苏友好大厦）西翼楼将近五百米，就是作家张爱玲在上海最知名的故居之一——常德公寓。
2025年11月21日，意大利时装品牌MiuMiu以前者为场地，举办了整日包含读书对谈、音乐演出、鸡尾酒会在内的“文学俱乐部”活动。
活动延续此前在米兰两场的主题“女性成长启示”、“women’s education”，以法国女性学者、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小说《形影不离》（Les inséparables）、日本作家圆地文子的小说《女人的路》（The Waitting Years）为探讨对象，并在落地上海的内容策划中增加作家张爱玲的《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一书，构成“自我意识的力量”——“爱与反抗”——“成长与逃离”三条线索。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屏瑾受邀成为此次文学活动的策划人，参与选择阅读书目及选段、拟定及邀请对谈嘉宾、建立三个选定文本的关联脉络，以促进对女性文学与女性处境更立体、多维度的思索与对话。
“这个活动形式非常新颖，是用时尚来引领，给大家提供阅读文学作品、讨论文学作品的空间，而且是用非常古典的，读书会的形式。品牌方找到我的时候就强调，这是一场‘读书活动’，其他方面（你）都不用考虑。而女性成长启示这样的主题，也和我个人长期以来的研究和思考十分接近，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对城市各个年龄层次的女性来说，这样的主题探讨都是有意义的。”
沿着“成长教育”的脉络，张屏瑾将张爱玲赴美后用英文写就的自传体小说《雷峰塔》作为活动第三本讨论书目的首选。
基于张爱玲拥有广泛的知名度与文学影响力，其书写描摹的世态百相也与上海的城市文化密不可分，“成为我们向公众进行文学对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和对象”。
此外，《雷峰塔》作为张爱玲赴美后使用英文写成的作品，在她生前未有机会出版，与波伏瓦的《形影不离》一样同属“蒙尘的遗珠”，也同样是写作者生命到达成熟的中后期转而重新书写童年及少女经验的重要代表，而理解这部分早期经验包括创伤，无疑有助于理解作者此后的性格奠基、价值形成与人生转向。
嘉宾邀请方面，张屏瑾将视线放在当代较为活跃、具备一定社会知名度及影响力的女作家与学者身上——“她们的声音类型和视角，一定要能够为处于成长不同阶段的女性发出声音、提供有意思的观点，从文本出发、从小说出发，能够讲出切合当下实际社会状况的内容，这个实际的社会状况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不完全是为了解读这些小说，而是为了把我们个人和社会的经验、现象、问题和这些小说文本结合起来。我觉得能这样来谈的人是我所优先考虑的。当然归根到底要围绕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女性成长启示。”
Part1:“想要什么都理解，这太傲慢” ——进入文本，进入具体的女性
《形影不离》对谈嘉宾：袁筱一、曹冬雪、张屏瑾
活动开始于上午十点半的一场朗读。
晨雾弥漫的草地上，花园尽头，在一丛松树后面，作为故事主人公之一的少女安德蕾正在拉小提琴，那是忙碌参与家庭事务的她少有的独处、练习小提琴的机会。
“她穿着蓝色针织连衣裙，外面搭了一件旧披肩，正专注地倾听抵在肩头的乐器，仿佛陷入冥思。她那一头美丽的黑发露出洁白动人的边分线，让人忍不住想要温柔而敬重地用指尖抚过。我的目光跟随琴弓起伏，就这样过了好一会儿，我看着她，心想，她是多么孤单啊！”
这里作为主视角的“我”便是少女时期的波伏瓦，故事中的安德蕾是以她真实生活中最倾慕、喜爱的好友扎扎为原型进行创作的。
这部现名为《形影不离》的小说在波伏瓦生前仅作为手稿存在，没有书名。直到2020年，小说法文版出版，次年中国引进版权，由译者曹冬雪翻译。
年仅22岁就因病离世，女友扎扎构成波伏瓦生命中一个重要的伤痛，在那个阶段，她正在处于与萨特的热恋之中。
小说篇幅不长，词句简洁。曹冬雪记得自己在翻译上述篇章时内心的满意与愉悦，那是更常伴随痛苦的翻译经历中少有的阳光。
“我读原作的时候，脑海里首先是有个画面，然后我会自己走进这个画面中。等我译完了完会自己读一读，看译出来的是不是我刚刚体验到的那个画面。如果画面感没有浮现出来，就是译得还不够。当时我翻译这一段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个秋景在我眼前展现，字句选择上也是再三打磨，花了很多时间。”
翻译到小说末尾，也就是安德蕾去找帕斯卡的父亲时，曹冬雪记得自己哭了。
“你要非常切近地深入文字的肌理，要真的走到文字里头，每一句话你要把它转化为中文的时候，因为你跟它的距离是如此之近，你会比作为一个简单读者的时候有更强烈的情感冲击，我记得在翻那一段的时候，确实是非常地伤感。”
波伏瓦对扎扎的友情始于在校园中初见时纯然的吸引，也多少遮掩着内心的倾慕。两人彼此敬重，以“您”相称。小说中，相识十年之后，希尔维去贝塔里见安德蕾，她在站台等待，两人见面时依然只是微笑，握手。
——“为什么你不拥抱她？”
——“有些人我们很喜欢，但我们不去拥抱。”
在这场关于波伏瓦与《形影不离》的文学对谈中，法语文学研究者袁筱一提到作为学者、知识分子，同时也是小说家的波伏瓦对所属时代做出记录的重要意义。
“波伏瓦的重要贡献不（只）在于她提供了一些女性主义的口号，她也是用大量的文字虚构或非虚构去反映了一个时代。尤其从她的非虚构作品里，我们可以读到20世纪初期，法国的年轻女性处在一个什么状况。可能从时间和空间上已经非常遥远，但你会发现这些故事，这些年轻女性的状态、处境、她所思考的东西、她想挣脱的束缚，以及所有的这些矛盾，（在今天）你会发现仍然是没有离我们远去的。”
张屏瑾则敏锐地总结到作为女性写作者、同时也是学者的波伏瓦拥有将哲学性的理论思考与私密的个人生活经验融为一体的能力，这也是女性思想者独有的呈现路径。
“我看《第二性》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惊讶，一方面她有非常博学的、理论化的思考，很多存在主义的哲学概念，但另一方面她又不停地引用个人经验，把肉身经验放到理论著作里面来，让你读这个书好像是跨越文体，不仅是（读到）一个哲学或社会学的写作方法，也有一些自我呈现的、非常真实的、接近于像我们今天说的非虚构，包括也引入大量文学作品的一种写法，这是波伏瓦非常特殊的一点。”
对谈中，嘉宾们提到，成长中的波伏瓦见证扎扎个体生命的鲜活在宗教与家庭生活中一点点走向压抑、痛苦、最终陨落的过程，见证她为获得独处时间不惜用斧头砍伤自己的脚，这些经验无不参与构成她今后对“第二性”的思考。如三位嘉宾都曾引用的那句话——“扎扎是她获取自由而献出的祭品。”（注：这句话也是波伏瓦的回忆录《端方淑女》全书的最后一句话。）
回溯过往，曹冬雪记得自己是在大学时期“遇见”波伏瓦的。最初引发她兴趣的和许多少女一样，是她和萨特特殊又自由的感情关系，而随着更深入的了解，她开始看到更真实立体的波伏瓦。
“她身上有一种很强烈的张力。因为她小时候受天主教的熏陶，到少女时代丧失信仰后，她一生都在受虚无主义的困扰。但同时，她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建立幸福的能力。她的朋友称她为海狸。海狸这个动物它有个特性，它在水流中非常勤劳地筑坝，这就是波伏瓦抵抗存在主义虚无感的方法。（这种建设）一个是通过写作带给她的幸福，还有就是她亲手建造出原生家庭之外的另一个家庭。她热爱音乐、精通好几门外语、学习能力极强、又很热爱大自然，（她）很倾情地去投入到这些东西中，去创造一些幸福、去持之以恒地建设自己的生命，这个是我很钦佩她的。而在这个过程中与那些矛盾、痛苦的抵抗，正体现出她的力量感和她的强大。”
因理论成为女性主义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波伏瓦常被读者或受众期待为“知行合一”的人，成为先驱和斗士。但如从文本进入，更易于看到波伏瓦在字里行间从不回避内心的矛盾与辗转。与萨特的终身情感与精神牵系为她带来关注的目光，也在某种意义上遮蔽她自身的智性光芒。
活动当天，曹冬雪提及“《形影不离》因不受萨特认可而未出版”的传言正出自小说发布会的一位男性记者之口，随之被各大媒体广泛传播，波伏瓦的文学遗产继承人驳斥过这种说法——张屏瑾说，发生在这位女性哲学家、文学家身上的这些真实故事，恰好是她所写就的《第二性》的最佳例证。
读者问答环节，也有观众谈到，在读书会的现场仿佛回到大学课堂。她也问及波伏瓦意识到“第二性”却依然“陷入爱情”，是否显得不够独立、自由的问题。这个问题，学者袁筱一在2008年出版的《文字传奇》中就曾作过回应。
翻开再版的《文字传奇》，的确能在“波伏瓦与《名士风流》”一章中读到相关评述。
“她与萨特的关系为她的创作提供了基本的思考，通过萨特她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这就让她不可能免俗地进入女人作为‘第二性’的基本矛盾里……她高出大多数普通女性的地方在于，她是真正实践了萨特的主张，倾其一生，都在针对自己做严厉的自我分析。她不回避自己的矛盾，在小说里，在回忆录里，以及在对萨特和她都很重要的书信里。”
读书会现场，时隔近二十年后的袁筱一则这么做出回应：“当然，我们理性的分析它是能够抵达，它也可以帮助很多人拨开一定的迷雾，就像波伏瓦所有作品起到的作用一样。但是在个人的生活经验中，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我想，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摆脱父权的话语，（而寻求这种理想的独立和自由）可能要选择一种非常惨烈的方式。社会的积极改变正是需要像波伏瓦这样的学者，去通过理性慢慢使它变得更合理。但是在和萨特的问题上，旁人没有进入这段关系，是没法作出评价的。在这段关系中，两个人是并肩的，只要是陷入爱情，男人也会有痛苦，女人也会有痛苦，不见得就是仅属于女性特有的痛苦或卑微。”
《形影不离》第134页，波伏瓦写道：“所有人都想拯救她，可她那么想在尘世间稍微获得一点幸福。”同一本书第62页，希尔维告诉安德蕾，她不信上帝了，理由是，“如果上帝存在的话，恶就无法理解了。”
“‘但也许应该接受不理解’，安德蕾说，‘想要什么都理解，这太傲慢’。”
Part2:“她终于能够调和自己的义务与幸福”——起步的坡路，抵抗的限度
《女人的路》对谈嘉宾：黄昱宁、叶子、吉井忍
读书会第一场讨论中，三位嘉宾就书中呈现出的带着爱与控制的母女关系展开交流，提到这种充满张力的母女关系是女性问题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第二场读书会的嘉宾之一，作家、译者黄昱宁恰好是一位女孩的母亲。在2004年出版的，她的第一部随笔集中，她曾提笔写下初为母亲的心情——“我只好把她从床上转移到摇篮里，像捧起一粒飘散着奶香的花生仁。”
二十多年后，故事中的女孩已是步入外语文学世界的少女，少女的妈妈也成为当时任职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在翻译与出版工作迈入新阶段之后，除去译作、日常的书评与散文写作，她开始写短篇小说。黄昱宁说，哪怕自己一直通过工作接触到的都是文学大师的作品，因此会怀疑是否还有创作新的小说的必要，内在依然有一种不可抑制的表达冲动，让她可以抛除这些顾虑。
“我有一天告诉自己，我再不写的话，我会老得再没有力气写。”
黄昱宁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中文教师，母亲从事外语翻译工作，她认为父母给到她最好的礼物就是家中那个笨重的木质书架，那是一个“随时可以拿到书”的环境。
是早年的文学阅读经历，或者说这种通过近距离接触书籍而实现的“自我教育”，让她顺理成章走进文学的世界，尽管从求学到工作一直没有离开所在的城市，仍得以沉浸于不同语言字句中的风景。
2018年，英国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到访中国，这是作为他几部代表作中文译者的黄昱宁第一次见到文学偶像。她忙前忙后张罗相关文学活动，也以此为机会，在交流中向前辈提出自己关于写作或人生的困惑。那次会面，麦克尤恩告诉他，45岁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刻，当时她离这个时刻还差两年。
读书会现场，黄昱宁与另外两位嘉宾叶子、吉井忍在诠释解读《女人的路》这本出版于上世纪中后期、描写十九世纪日本社会生活的小说时，无不以一种写作者独有的精准与敏感，体会到传统伦理对女性无处不在的客体化与压抑。她们以女性的经验跨越社会时空的差异，触动于被压抑的女性之间的同情、爱怜与庇护，也察觉着每一处看似平淡的细节处理背后的隐喻和张力。
日籍华语作家吉井忍表示自己在出发来中国参加活动之前，周边的朋友对要讨论这本书表示惊讶，因为这是“太老的一部作品”，而将近一个世纪前写下这部小说的作者圆地文子则是怀着一种“想要留住那个即将逝去的时代”的心情展开写作的。
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叶子这样诠释书籍原名《女坂》的含义，与触发主人公伦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的情节：
“这本书名日文的原意是女坂，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女人坡’，我觉得这个意思也很好，它有一个向上的、艰辛的意思在里面。刚刚分析的这一段，我确实是非常感慨，它讲到了这样的一个女性，要在初雪的日子里，穿着很重的和服，去摆平家里一个男性的情债。那是她的孙子，一个在念书的男大学生，他和侍女生下一个私生子，所以这个女人不带任何感情地要去处理这样一个事情，去告诉那个刚刚生完小孩的、还有点憔悴的侍女，说，你要把你的孩子送走。但是这个侍女洞察出一些她身边其他人没有看出的事情，她反过来问了一下，说夫人你是不是身体不好，是不是病了。好像就是这个问话以后，这个在家庭里看起来永远不会生病的伦，她的生命迅速地就在两个月后逝去。所以我就想到这样的一个‘女人坡’的意象，读到这里我们难免会有些泄气，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孤独的时刻，可是我又看文子对这个小说其实是有期望的，她觉得虽然外面的束缚是如此之大，但是在（沿着）深深的隧道往后走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会有一个光明的出口。”
故事中的伦留下的临终遗言是向丈夫白川解释告知多年前存下的私房钱，以及自己在离世后希望被安放的去处——将骨灰撒向大海。
“文学评论家一般认为这是伦对‘家’这么一个庞大的制度最终的逃离。虽然她一生可能从来没有真正实现一个反抗女性的姿态，但她最后拒绝以家族成员的身份被埋葬，渴望归于无形，这是她微弱的、也是一生中最为决绝的叛逆和反抗。”黄昱宁说道。
Part3:“所以她才需要飞向树梢”——塔倒了，她走向自己的路
《雷峰塔》对谈嘉宾：笛安、张曦、黎紫书
伦的骨灰最终没有撒向大海，作为东亚传统家庭权力中心的白川不允许这种冒犯权威的事发生。
一衣带水的彼岸，作家张爱玲以自身经历为蓝本的自传体小说《雷峰塔》则讲述了一个更年轻的、融合小女孩视角的成长与“出走”故事。
“我们知道作为东亚的两个国家，日本和中国都经历了从前现代封建贵族时期向现代个人时期的转变，一个非常剧烈的社会转变。在这个社会转变当中，女性的命运也经历了非常剧烈的转变。在封建贵族的家庭当中，女性有很多身体与心灵的压抑，《The Waiting Years》（《女人的路》）就是写这个的。而张爱玲的童年创伤，很大一部分也正是来自于她的没落的封建贵族家庭，她父亲的那种父权家长制，对她的忽视、冷淡和压抑，所以在这一点上，这两本书构成一种奇妙的关联性。”谈及读书会三场活动文本内容的呼应关系，张屏瑾如此解释。
此外，在她看来，三个文本中的女性都在用各自的形式对宰制个性的权力进行反抗，哪怕只是对一种沉默体验的描摹，也构成微观的抵抗力。
“在女性教育还不构成一个社会现成给你提供的方案的时候，一定要有自我的主张，主动或者说自发地去学习，这种自发性、这种意识、这种觉醒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场读书会开始时，已临近傍晚。夕阳斜着洒入展览中心的圆拱玻璃窗，呼应大厅内的暖色灯，在座椅上摆放齐整的粉色笔记册也被映照出温暖的色调。
文段朗读过后，作家笛安、学者张曦作家黎紫书展开活动当天的最后一场对谈。
笛安记得，自己第一次翻开张爱玲的书，是从家人口中听闻张爱玲去世的消息。那一天，12岁的她从书架上拿出《沉香屑：第一炉香》，“我完全不知道里面的每一个人在干嘛。”学者张曦提到，自己从20多岁开始读张爱玲，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仿佛和故事一同经历人生、经历风雨，重读张爱玲后期的写作，也有了更丰富的理解。
“她是作为一个天才女作家横空出世，作品写得非常快，基本上不改的。但是到了后期她就反复地修改，写得非常慢、字斟句酌，读起来可能没有前期那么畅快，但你会看到她努力地在取得自我跟世界的一种和解。前期她的语言非常恣意、华丽，会让你叹服，但到后期，我们可以看到她吸取了很多现代小说的一些写法，比如《雷峰塔》里的这种双重视角，它有孩子的视角、也有一个非常悲凉、惆怅的中年的声音，就好像一个中年的我在看童年的我，我在中年又把我的童年过了一遍。”
这种儿时回忆的反复“重写”也出现在波伏瓦的创作中，很早得到张屏瑾的关注。她说没把自己安排到这个张爱玲主题的对谈中，恰恰是因为自己对她太熟悉了。
“‘重写’这个问题在《雷峰塔》中很有意思。因为张爱玲鼎盛时期的小说，她在上海写的传奇、还有散文里面提到很多童年经验是非常出彩的。她后来在美国重写这几部自传体小说后，你会发现她把原来片段式的经验连缀起来了，想给予它一个整体性。（而）因为她是一个出色的小说家，当她在写一个经验，想把它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文学世界的时候，她会考虑它的结构、主题性和艺术的深化。比如说她的弟弟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死（注：指比张爱玲本人更晚去世），但她在《雷峰塔》里把弟弟写成得肺结核死了。这个时候，她整个童年时代的那种压抑、愤怒、伤心，还有她和弟弟之间那种既有竞争又相互支撑的感情就因为弟弟的‘死亡’而全部能爆发出来，就构成了小说的一个高潮，所以这是一个小说家她的方法，它又不完全是一个经验的呈现。”
《雷峰塔》中的主人公琵琶如童年的张爱玲一般敏锐地观察着周遭的世界，对大家族中微妙复杂的人际关系、成人世界的虚伪和算计有一种冷静的审视与旁观。也是这种散逸在字里行间的个性，让马来西亚华语作家黎紫书选择用诚实来回应这个“祖师奶奶”级别的作家。她在对谈中坦陈自己此前并未读过张爱玲的书，但能感到她在文学世界的无处不在，《雷峰塔》是自己第一本正式读到的张爱玲的作品。
“（由于我此前没看过张爱玲的书，那么）我是不是该准备好一套说辞，对张爱玲装得好像很熟的样子，但我决定不这么做。因为我想象今天这个场合张爱玲如果在的话，她会看穿我。她是那种在很小的时候就在家庭培养的关系中，是一个很清楚可以看透一切的人，她一直在观察家庭里每个人各种各样的勾心斗角、各种各样的小动作，她知道大人在想什么、知道你在撒谎。她最可怕的就是她诚实这件事，她懂人情世故、那么懂，作为作家，她应该也懂得怎么去掩藏自己失误的一面，在文字上表现更美好的一面，但是她不选择这样子做，她在自己的小说里谈论自己的想法、她的势利、她的计算，而这个计算是在她的生活里面、她整个成长过程里面真真实实在发生的事情。”
黎紫书用自己的诚实回应了她在张爱玲的文字中感到的诚实，在这个意义上，阅读一个小说家作品的早晚与对作者的理解深度未必相关。同为小说家的笛安也在回答中提到，“诚实对小说家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机会，因为现实生活中可能无法完全做到（这样的诚实）。”
作为英文小说《易经》的上半部，《雷峰塔》的故事戛然而止在逃离家庭的少女琵琶的十八岁。
读者提问环节，因为经历的某些相似性，也有观众问到黎紫书女性的“成长”与“逃离”的关系问题。黎紫书对此作出回应，她认为自己的人生不曾面临需要“逃离”的处境，只是在生命的重要时间点，她决定不想过一种“一眼望到头”的人生，因此做了体面的告别，也承担了对家人应承担的责任。
“我在一个晚上毅然决定了辞职、离婚，然后就想说我要当一个全职作家，我就决定要离开马来西亚，往任何我可以飞的方向飞。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成为一个更有想象力的广阔的人，然后才有可能成为了不起的作家。
这个决定没有人逼我，也不是‘不逃出去不行了’，但是，是‘时间’。我刚才提到琵琶，如果让她选择金钱跟时间，她是毫不犹豫会选‘时间’，因为人生苦短。35岁的时候你不做这个决定，40岁的时候就更没底气去做这个决定，我很清楚知道，我没有时间了。
而我在做决定时也不是一个小孩子，（那时我）35岁了，我知道接下来的路会很难走，但那个是‘知道’以后的选择。那不是逃避，那是一次离开，离开里面也有牺牲，我牺牲了自己的丈夫和家庭婚姻，我牺牲了其他的事情，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去追求一个可能虚妄的作为‘作家’的一个梦想，（但）这里面一点没有‘逃’的成份。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只要你目标坚定，突然间变得很简单，它并没有当初危机的时候、疑虑的时候那么困难，虽然后面路是很难走的，但是只有这条路了，你不会有别的路，那你就可以一心一意地往这条路去。”
《雷峰塔》一书英文原名为《The Fall of the Pagoda》，书里也通过家中佣人之口，提到1924年西湖边雷峰塔倒塌的消息。“雷峰塔的倒掉”在新旧知识人之间成为符号性的文化隐喻，被反复指涉和探讨。
将张爱玲的作品与落地上海的文学活动相连，是长期关注城市文化与城市书写的张屏瑾结合自身多年的研究与思索，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意味深长的一份回应。
“谈论张爱玲是离不开上海的，离不开讨论上海。所以张爱玲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她说我所有的作品是写给上海人看的，只有上海人知道我词不达意的地方。
后来她写《雷峰塔》，《雷峰塔》后面还有两部自传小说，合称自传三部曲，其实都是在回忆上海生活。当然当中有一段时间她去了香港留学，香港也变成了一个背景。但是她写的好几部以香港为背景的小说，其实还是在写上海人。
中国最早的一批现代市民或者说市民社会出现在上海，在张爱玲的故事里面所写到的一些生活，在今天看来甚至并不过时，甚至比现在还要先锋，那种遇到的问题的复杂性也绝不亚于我们现在的社会。
就是那样一种独特的时空，独特的城市世界主义，就是城市和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造就张爱玲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现代女性，她们有的是作家，有的不一定是作家，都是因为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空里面，作为最早一批受到中西教育的女性，（这段经历）才成就了她们。从女性的角度来讲，一个现代女性的意识、她的资源、她的才华得以成型，得以用现代女性、独立女性的方式来成长，的确是城市文化、上海文化在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我本人一直在研究的一个课题。”
黎紫书曾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自己儿时相对匮乏的阅读经历，她所在的城市怡保没有像样的中文书店，常常是工作去到吉隆坡时，倾其所有地买书回来。（只预留返程的路费）
但那样“有限”的阅读依然给她种下文学的种子。
尽管未置身于写作者的时代背景或创作所处的社会语境，她依然能被字里行间共通的人物情感、复杂的人性与社会底层的生活艰涩牵动心绪，带入更深的思索。不平顺的童年及后来的记者生涯让她更深切体悟真实的社会百态，而在年纪渐长时，她更愿意将经历过的挫折当作历练和礼物。
在采访中被问到，“如果回到更年轻的时候，当你作为一个读者的身份，你喜欢的作家来到你所在的城市，你有些只有一个机会问ta一个问题，你会问什么”时，她是这样回答的：
“在我年轻的时候，（曾）有一次，中国大陆的作家到马来西亚做演讲，我那时候从怡保特地坐长途巴士，赶着去听演讲。那天中午很晒的太阳，下了车又赶去现场，满身大汗，还迟到了。这两位作家一位是莫言，一位是王安忆。王安忆的语速很快，他们两个都有自己的口音，（这种口音）对作为马来西亚人的我来说很陌生。我整场都没听懂他们在说什么，然后就离开了。所以你问我说，如果我见到喜欢的作家，ta站在我面前，我会问ta什么问题。（可）我不想问ta什么问题，我欣赏ta的作品就够了。”
2018年，为《文字传奇》的再版作序时，袁筱一如此写道——“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期待《文字传奇2》的最终完成——这个模模糊糊的愿望，已经生了两三年的时间，可在这两三年的年末对自己进行清算的时候，一年比一年更觉出这个愿望的奢侈，更是促使我落笔的情绪之于我的奢侈。这才明白，归根结底，文字的来源处，还是奋不顾身的爱啊。”
“爱”的奢侈，伴随着“时间”的奢侈，亦是安德蕾在花园中短暂与小提琴共舞的幸福。
注：本文中读书部分三个小标题分别引用自浙江教育出版社《形影不离》（波伏瓦著，曹冬雪译）第62页、第84页与第56页。